枫叶国“父亲节”特刊 | 背影 | 孙瑞祥:父亲让我一生
过得丰富多彩

    


作者简介:

孙瑞祥,教授,文学博士。1982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本科毕业。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前院长,天津师范大学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原主任,硕士研究生导师,天津市教学名师。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,《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》编委会副主任委员。出版《新闻传播与当代社会——一种传播社会学理论视阈》《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阐释》等专著教材8部,发表论文70余篇。主持完成多项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,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。曾任经济消息报天津记者站站长、天津日报特约记者、今晚报通讯员,发表各类新闻作品一百余万字,获得省级优秀新闻作品一等奖。现旅居加拿大多伦多,担任华人头条多伦多通讯社特约编辑,多伦多华裔媒体工作者协会(TCMPA)荣誉顾问。

原题——父亲是影响我一生的人


父亲离开我们整整25周年了。

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初合影


我的爸爸名叫孙景山,1925年出生,祖籍山东博兴。他在家里是长子,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我的爷爷当年是开滦矿务局的账房先生,家住天津市河东区三友里,每天坐着胶皮人力车去上班(开滦矿务局总部在天津泰安道,这里一度是天津市委办公大院)。奶奶裹脚,没有工作,相夫教子操持家务。

20世纪50年代,一大批年轻人响应政府号召,从四面八方来到渤海之滨支援塘沽大开发,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。1957年,我家从河东区迁至塘沽区,定居在西林村增96号内36号(即塘沽区副食品公司宿舍四排36号,今向阳街道),转年我就在那一间半平房里出生,在家排行最小。

我与父母20世纪60年代初在塘沽河滨公园


在我儿时的眼里,父亲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。

爸爸从小就兴趣广泛,是“素质教育”的践行者。爸爸爱好无线电,少年时参加过莫尔斯电码发报兴趣班学习。他对电器情有独钟,可以自己“攒”矿石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,家里常年订阅无线电爱好者杂志。那时也不知道爸爸从哪里淘换来的并非正品的电阻电容器,散装的,论斤卖,可能有数千只,堆在一起像是一座小山。

我读小学时就经常协助父亲用万能电表测量这些电阻电容欧姆Ω值,分门别类插在硬纸板上,用圆珠笔逐一做好标记备用,我还学着用电烙铁焊接电子器件,可好玩儿了。

每隔一段时间,我老伯(中学物理老师)就会从河东区乘坐火车“塘沽短”赶过来呆上一天(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)。哥俩儿见面的一个重要内容,就是摆弄这些自制的收音机,一整天吱吱啦啦响个不停,我在一旁看着听着,感到乐趣无穷。

在天津电视塔我与父母合影


父亲年轻时从卫生学校取得医士资格,担任塘沽区副食品公司保健站医生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技术革新运动中,父亲发明了“耳针探测仪”用于临床(据说人的一些疾病可以通过耳朵得到反应),效果不错。因此荣获“天津市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”称号,父亲的名字刊登在天津日报1960年4月13日第四版“光荣榜”上。前两年,好友从天津日报电子资料库里帮我查找到了这一信息,佐证了我的记忆。


天津日报1960年4月13日光荣榜


父亲学医,听诊器、体温计、血压表、酒精灯、酒精棉球、针头消毒盒这些医用品家里都有,还有几本红十字医学手册我也时常翻看。那时我还是小学生,父亲有时在节假日或者晚上需要出诊,时常会带上我。有时父亲会让我给生病的邻居们(大多是本单位职工)测量血压、把脉心跳次数、听诊肺部杂音、看舌苔,他用现场教学的方法给我讲了不少医学知识。我从小就有三大职业理想,记者、医生、教师,如果我当时的理科成绩好,说不定就报考医学院校了。

1973年拍摄的全家福


父亲喜好钻研,是个多面手。公司保健站解体后,父亲在单位里转行做了会计、统计工作,算盘打得特别好。后来父亲调入天津塘沽对外客运服务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,办公地点在新建的塘沽胜利宾馆,这是一家涉外宾馆。塘沽是个港口城市(天津港),国际海员多,父亲所在公司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,洋烟洋酒不少,我也因此沾了光,很早就见识了万宝路、555、威士忌、龙舌兰。

1985年夏天我结婚,就是父亲从对外客运服务公司要的新型中旅接送我们的。

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,退休后还在天津日报社广告处塘沽办事处任职。他喜欢舞文弄墨这类差事,常常是一个人既负责接听电话、复印传真、承揽广告,又要给企业出谋划策创意文案,这期间他与朋友合作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新闻和广告作品。

父亲在天津日报发表的部分新闻报道作品


父亲生性好玩儿,对新鲜事物都有兴趣,乐于和年轻人交往,住平房大杂院时总有一些年轻人过来和他聊天。父亲与隔壁邻居家的中学生说话投机,爷俩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,还约定以敲墙为号传递信息,比如“吃饭了吗”“请过来一趟”等等。后来干脆扯出一条电线连接两个电铃,我爸爸有事找他就按铃,联络起来更方便了。20世纪80年代初挂历很时兴,属于紧俏物品,父亲朋友多有来路,每到新年,与年轻人互赠挂历、欣赏挂历成为父亲的一大乐事。

父亲20世纪80年代初坐在自制的沙发上


父亲的钢笔字很漂亮,他的绝活是能用一支笔书写成空心双线字,一笔连到底,一气呵成。我中小学时所有的课本都是父亲给包书皮并用双线字一一书写封面,同学们都很羡慕,可惜这些空心双线字没有拍照保留下来。

父亲会讲故事,会变魔术戏法。夏天的晚上,我们在自家院子里乘凉,爸爸给我讲北斗七星和古代传说。每每家里来客人酒足饭饱之后,爸爸便拿出扑克牌等道具给他们变戏法,我站在一边看,感觉很是神奇,有时他也解密一二教我两手。

我结婚后父亲在我家留影


父亲还会拉二胡,识简谱,我上小学时父亲手把手教我拉二胡,凭此技艺我中学时入选塘沽四中文艺宣传队任二胡伴奏手,学校发给我们的演出服是日本进口快八(音译)涤纶面料制成的中山装,穿在身上格外精神,演出结束不肯上交,放在家里成了我的“逛服”。上初中时,爸爸送给我一双苏联进口皮鞋,尖头高腰,很是时髦。不知是什么渠道买来的,尺码有点小,我爱不释脚硬是给撑大了。那可是我第一次穿上皮鞋,再配上不褶不皱的演出服,心里美滋滋的。

1985年按照传统习俗庆贺父亲60大寿


父亲爱美食,厨艺也很好,现在家里还保留着50年前父亲亲手抄写的一本菜谱。酱爆肉丁、焦熘肉片、独面筋、涮羊肉……,制作步骤详实,笔记工整清丽。记得在六七十年代,他经常做的下酒菜是滑溜里脊。那时家里有七八口人,妈妈只负责大锅饭菜,比较精细的下酒菜必须由父亲下厨。下班后父亲顺路买回两三毛钱肉,一两颗黄瓜。滑溜里脊用料简单但制作有难度,主要是要掌握好火候和芡粉。我在家里排行最小,那一碟少得可怜的下酒菜,只有我可以陪吃。有时再加一碟油炸花生米下酒,那可是很金贵的美食,不能叫吃,而是叫“数几个”。


父亲50年前抄写的菜谱


冬天我负责给父亲温酒(52度直沽高粱酒),一个酒壶恒定二两,小酌怡情。夏天爸爸托天津对外供应公司(友谊商店)朋友买来听装瓶装青岛啤酒(国际海员专供)。有时派我到饭店用朔料桶买回散装啤酒,放到自来水龙头下冲凉后再喝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从来没有喝醉过,不是酒量大而是能够控制,只是在“文革”时期受到冲击心情郁闷,喝多过几次。

1995年2月父母与我们的三口小家


那年头父亲的工资只有62元,每月要给奶奶10元(爷爷在50年代初就去世了,我没有见过爷爷)。尽管并不富裕,但父亲每个月都要到饭店打几次牙祭,什么红旗饭庄、渤海餐厅、恩德成……,塘沽有名气的馆子都吃遍了。父亲退休后在天津日报上发表的新闻报道,有不少都与餐饮美食有关。我小时候父亲总是带我一个人和他一起下馆子,饭店里的酒肉香气扑面而来,令人垂涎三尺至今难忘,如今再也没有那种味觉了。我从小受父亲影响,对厨艺颇感兴趣,看大厨做菜是我的一大乐趣。1982年我入职后还给朋友们置办过家庭婚宴呢,三五桌的宴席都能顶下来,什么焦熘肉片,香酥鸡腿、松鼠桂鱼、油焖大虾,拔丝山药均不在话下。

2008年我给回国探亲的女儿做拔丝山药


最难忘父亲当年指导并陪伴我高考的日子。1978年7月20-22日是我参加高考的日子,考场在塘沽八中,离我父亲当时的工作单位塘沽区副食品公司蔬菜批发站很近。连续三天都是7点半和14点半开考。早晨6点多,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考场,从西林村住家到考点骑车大约20多分钟路程。中午我步行到父亲单位,父亲从食堂买来可口的饭菜,饭后在他的办公室休息片刻,父亲守在一旁准时叫醒我,下午考试结束父亲再把我驮回家。父亲那年53岁,心脏有时会出现房颤,连续几天来回驮着我吃力不小。记得那条回家的路坑洼不平,还赶上了下雨,我坐在后衣架上眼睛有些湿润,感到父亲很高大,想起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回到家,妈妈早已准备好清凉的绿豆汤,早早在凉水盆里“拔”上西红柿和黄瓜。两天的考试父母都没有问过我考的如何,或是怕给我压力,或是坚信我定能成功吧,只是按时按点悄无声息做好后勤保障,那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

我的准考证

1978年秋全家送我到复旦大学读书


我小时的一点儿文学功底和组织能力也是父亲培养出来的。我在塘沽向阳街第一小学上学时担任班长,在塘沽第四中学上学时是校学生会主席、塘沽区“红代会”常委。我经常有机会在大会小会上发言,曾经有一次让我在全区规模的大会上代表全区13万青少年发言,发言照片在文化馆门前橱窗里展示了很长时间。老师说我的发言很不错,其实那篇发言稿就是在父亲指点下完成的。我的作文成绩一向优良,多次被学校当作范文推荐,上中学时还在刊物上发表过习作。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住进地震棚,那时我上初三,街道社区委托我做抗震宣传。我一个人负责定期出版抗震救灾油印小报,从采访写作、组稿刻版、推印发行,都是我一人完成,大概出版了五六期,很有成就感。父亲每期必看,在行文和措辞上教会了我很多。

1976年我代表塘沽区13万青少年在塘沽区实验小学操场发言


1976年唐山大地震全家住在地震棚里


父亲对我的职业生涯具有决定性影响。在我小学时父亲告诉我一个名词,记者是“无冕之王”。这是我后来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,毕业后做记者、做新闻学教授的最原始动力。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从来没有“家长作风”,总是用商量的口吻讲话,语气平和,1978年在我如何填报高考志愿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那时填报志愿都是在公布成绩之前,不像今天有很多参考依据。父亲的一句话坚定了我的信心:只要是你有兴趣、认准了的,爸爸就一定支持你。于是,我毫不犹豫首选新闻学专业并如愿以偿,录取后才得知,那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天津只有一个招生名额,想来有些后怕。

2018年纪念入学40周年重回母校


正如父亲所言,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在父亲的指导下,我入对了行,走对了路。此后有了十年做记者的经历,担任经济消息报天津记者站站长、天津日报特约记者,发表了十余万字新闻作品,获得过省级新闻一等奖。做教师也很努力,以同等学力获得博士学位,荣获天津市级教学名师称号,担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,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。学新闻、做记者、培养新闻学子,研究新闻传播,这就是我40余年的职业人生,无怨无悔,乐此不疲。

我做了10年兼职记者


我1982年从教至今38年教龄


我的小家庭2018年拍摄于加拿大蓝山



2019年女儿回国探亲拍摄的全家福

父爱如山 感恩有您

2020年6月21日写于多伦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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